对话嘉宾：王苏宁

　　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法庭庭长。自投身司法工作以来，长期专注少年审判与家事领域，秉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致力于探索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与保护机制，并积极推动司法力量向前端延伸，参与构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

　　本报记者 白昊

　　初春的午后，阳光穿过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法庭明净的玻璃，在室内投下温暖而宁静的光斑，“少年审判庭”的铜牌在光影中泛着暖金色。这间审判庭的特殊之处在于，用一张圆桌取代了高耸的审判台，法官与罪错少年围坐一处，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在这里，法槌声起，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守护的开始。记者与庭长王苏宁的对话，便从这弥漫着司法温度与人性关怀的空间聊起。

　　记者： 很多人对法庭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种针锋相对、是非分明的极其严肃场景中。但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氛围，尤其是这张圆桌。少年法庭的审判，似乎有着自己的模式？

　　王苏宁： 是的。少年法庭是审判席，更是一个特殊的“课堂”。我们面对的是身心尚在发育、可塑性极强的未成年人。如果像其他法庭那样，高台审问、唇枪舌剑，有可能会加剧罪错少年的对抗或恐惧。这张圆桌，象征着平等与对话，近乎促膝谈心的氛围，让我们能更近距离地观察、倾听孩子们罪错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也让法庭教育、调解等工作能更自然地展开。

　　少年审判工作始终围绕“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个原则展开。审判和惩罚从来不是最终目的，让每个罪错少年真正认识错误、找到归途、重回社会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所以，这个法庭是青春偏航后接受矫正的起点，也是他们人生归航、重新出发的起点，帮助他们寻找回来的世界。

　　记者： 您提到了“罪错少年”和“重回社会”。对于这样的孩子，法庭在审判量刑和后续处理上会有怎样的考量？受到处罚的他们，又该怎样重回社会呢？

　　王苏宁：我举个例子来说这件事。以前有个案子，被告人小文因为社会经验不足，轻信他人，被电信诈骗团伙利用，用家人手机帮助诈骗团伙实施犯罪，给被害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的行为确实达到了诈骗罪的入罪标准，法律的惩戒功能毋庸置疑，我们必须让他和类似境遇的孩子明白，行为的边界在哪里，越界必须承担后果。但是我们思考的是下一步：他的未来怎么办？

　　法庭上，辩护人提出他具有自首、悔罪等情节，希望适用缓刑。我也看到他低着头，内心一定在经历悔恨、不安的挣扎。一纸实刑判决就意味着他学业中断、社交圈断裂，甚至被打上难以磨灭的标签，将来融入社会会困难重重。因此，在综合考量犯罪情节、悔罪态度、监护条件后，我们依法对其适用了缓刑，并设置了相应的考验期和禁止令，给予他一个改正机会。

　　在这样的庭审中，法官会进行专门的法庭教育，直指其行为给受害人和社会造成的真实伤害。我记得小文当时眼眶泛红，清晰地说出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判决后，他的父亲曾焦虑地来问，这个记录会不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升学、就业，会不会一辈子就因此而毁了？我们向他详细地解释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要孩子珍惜机会，不再犯罪，这份记录会被依法封存。看到小文的父亲肩膀一下子松弛下来的样子，我们更加确信，这份“宽容而不纵容”的判决，就像一盏在迷雾中点亮的风灯，为迷途的孩子照亮了重返社会的路。

　　记者： 刚刚提到的案件是否具有普遍性，这种“宽容不纵容”的处理方法，是否对每个孩子都行之有效呢？

　　王苏宁：我的手机里，有几个特殊的朋友。他们都是曾经站在被告席上的孩子，如今都已经重回生活的正轨。

　　有一个聚众斗殴案。8个少年，因为口角和所谓的“兄弟义气”在马路上打群架。当“大哥”的觉得要罩着“小弟”，“小弟”觉得“大哥上了我不能怂”，两伙人就当街互殴，都被警察带走了。听起来幼稚又令人痛心，但这恰恰是未成年人犯罪中常见的盲从与冲动。因此在惩戒与救赎的天平上，我们会努力为每一个迷途少年留出希望的刻度。

　　最终，在这起案件里，我们只对两人判处了实刑，其余6人适用缓刑。现在，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能顺利完成学业、找到工作、规划未来，那种鲜活向上的生命气息是对我们工作价值最好的肯定。

　　记者： 除了一时走错路的少年，少年法庭接触的是不是还有不少本身是受害者，或被家庭问题卷入的孩子？

　　王苏宁： 你说得很对。在公众的印象中，少年法庭总与“问题少年”挂钩。但实际上，很多孩子是作为被害人来到这里的。他们有的受到刑事案件伤害，有的是家庭风暴中的“小船”，在最该被呵护的年纪，被迫提前承受生活的风风雨雨。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用司法的力量，奋力为他们撑起一把保护伞，哪怕只能遮住一方小小的天地。

　　记者：家庭纠纷对孩子造成的伤害是无形的、深刻的。法庭如何穿透成人世界的恩怨，真正保护孩子那颗受伤的心？

　　王苏宁： 这非常考验司法智慧与同情心。我记得有个女孩叫小雨，父母离异后，她随父亲生活。母亲条件改善后想接回她，父亲却将抚养权当作惩罚对方的工具，坚决拒绝，并阻挠母女相见。长期的情感拉扯和压抑让小雨患上了抑郁症。在单独询问时，这个瘦小的女孩怯生生却清晰地说：“爸爸对我也好……但我真的很想跟着妈妈、姥姥生活。”她眼神里的恐惧、迷茫和那份坚定的渴望，让人心疼。

　　后来，我把她父母请来，暂时搁置他们的恩怨，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还记得，孩子最近一次发自内心、无忧无虑地笑，是什么时候？”然后，我把孩子患有抑郁症的事实告诉了她的父亲。长久的沉默后，小雨的父亲最终在变更抚养权的协议上签了字。那一刻，我知道，这把为小雨奋力撑起的伞，终于为她隔开了一些生活的困苦。

　　记者： 从这些案例看，少年法庭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亡羊补牢。有没有可能，把工作往前做，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或受害？

　　王苏宁： 这正是我们这些年来着力推进的方向。如果说法庭上的教育挽救是治病，那么前端普法就是防病。许多失足青少年法治意识极其淡薄，是非观念模糊，一步踏错才滑向深渊。我们必须在广大青少年与违法犯罪之间构筑一道坚固的心理与行为防线。为此，我们坚定地执行“走出去”和“请进来”。

　　记者：您能详细说说吗？

　　王苏宁：“走出去”，就是让法官走进校园，担任法治副校长。我们把真实的案例变成生动的教材，用孩子们能听懂、愿意听的方式讲法。目前我们已有9名法官受聘担任全市13所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开展讲座、模拟法庭、情景剧等活动。我们努力让法治观念像阳光、空气一样，成为校园里不可或缺的“标准配置”。这个假期，我们就在抚顺市第五十中学组织了一场模拟庭审，从开庭到辩论再到陈述，完整还原庭审流程。孩子们反响非常热烈，他们说这种零距离的震撼和代入感，非常受教育。

　　“请进来”，就是持续举办“少年法庭开放日”品牌活动。这项活动我们已经坚持了9年，口碑很好，预约经常需要“秒杀”。孩子们可以坐在这张圆桌旁，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沉浸式体验司法程序。在庄重而又新奇的体验中，法治的种子悄悄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真实可感的活动，让孩子们把知法守法化为骨子里的意识，成为他们面对复杂世界时最坚实的盔甲和最明亮的灯塔。

责编：刘 新
审核：刘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