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万义勇军以血肉搏寸土

起来！起来！

　　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内陈列的《血肉长城》群雕版画。 本报记者 田勇 摄

　　本报记者  张颖

　　丁克、丁世恩、马占山、王凤阁、邓铁梅……王介予、孙忠臣。

　　本溪桓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名录墙上，二千二百三十五个名字静静排列。十四年抗战，众多义勇军将士血洒疆场。然而，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与记忆碎片中打捞起的姓名，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王介予、孙忠臣”，是这面不断延伸的名录墙上，最新镌刻的两个名字。

　　2235个名字

　　步入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时光仿佛凝固。气势磅礴的雕塑群眼神如炬；展柜中，残破的衣帽、锈蚀的刀枪、泛黄的纸页……无声地诉说着14年间白山黑水间那场气壮山河的悲壮史诗。

　　“从2015年筹建纪念馆开始，我们一直在寻访抗日义勇军老战士的信息。”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副馆长邢燕来说。2024年，一个名字被重新点亮——孙忠臣的外孙周世森来到馆内，郑重捐赠了珍藏的外公的印章和烟口袋。经相关部门严谨查证，历史终于确认：孙忠臣，曾参加义勇军大刀队及东北抗联。1937年2月，他在“西江惨案”中幸存，成为那段血火岁月的珍贵见证者。他也成为纪念馆名录墙上的第2235个名字。

　　90多年前，如孙忠臣般挺身而出的普通民众，有千千万万。九一八的枪声撕裂黑夜，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儿女，从军官到农民、从乡绅到学生，纷纷拿起武器。“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他们共同的名字，叫“东北抗日义勇军”。

　　“甲午战争后的50年间，日本成为中国最凶恶的侵略者和最贪婪的掠夺者。辽宁则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部主任王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的残暴统治，东北人民意识到不反抗只有死路一条。哪怕是最微弱的希望，也要拼力一搏。”

　　东北军第七旅的将士们，将“不予抵抗”的荒唐训令掷于脑后，率部在北大营血战至天明；

　　唐聚五发出“纵余一枪一卒，亦必奋斗到底”的怒吼，于1932年4月21日在桓仁振臂一呼，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辽东14个县一体响应，辽宁民众自卫军“杀敌讨逆，救国爱民”的口号响彻山野；

　　乡绅王冠五，毅然卖田卖地，拉起队伍在宽甸山林中痛击日寇……

　　锈刃战钢刀

　　一张泛黄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光复区域略图》引人注目。图上清晰标注着光复区、未光复区与苦战区。

　　“这张地图非常珍贵”，邢燕来解读，“它记录下辽东桓仁、宽甸等地短暂却耀眼的胜利——那是义勇军将士用血肉一寸寸夺回来的国土。”

　　桓仁唐聚五广场，将军跃马挥枪的雕像巍然屹立。他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短短半年壮大至37路10万余众，历经百余战，一度收复桓仁、通化、新宾、宽甸等东边道20余个县。

　　胜利从何而来？

　　展柜内两件冰冷的武器，无声揭示着最惨烈的答案：一把日军不锈钢军刀，90多年后依然寒光瘆人；与之相对的，是义勇军所持的一把锈迹斑斑、刀柄残损的砍刀，如今怕是连麻绳都难以斩断。

　　据一份史料记载，1932年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某次战斗中，300名战士仅有87支步枪，其余人持砍刀、红缨枪冲锋。

　　另一张作战地图上，17处用红笔圈出的箭头，指向同一个目标——沈阳。

　　1931年11月至1933年5月，义勇军向这座沦陷的东北“心脏”发起17次决死进攻。要打就打敌人的指挥中枢，向死而生，才能让关外的山河听见反抗的枪声。攻打沈阳的战斗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也重创了敌人嚣张的气焰。义勇军缺枪少炮，却不缺把尖刀插进敌人胸膛的万丈勇气！

　　生死战友

　　丹东地方史志专家黄文科，用了整整三年光阴，终于破译一封来自1934年的“无字天书”。

　　信笺正面，是寻常的家常问候。翻转背面，一片空白下却隐藏着惊心动魄的秘密——用米汤书写的密信内容，需碘酒涂抹方能显现暗红字迹：

　　“悲痛、悲痛，我把一个极悲痛的消息报告给你们，邓铁梅在旧历四月十九日夜里，被伪军捉去……”

　　这是邓铁梅被捕后，战友苗可秀写给东北民众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的密信。

　　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北平的苗可秀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年2月，他受东北民众救国会指派到邓铁梅部开展工作，邓铁梅坚定的信念深深感召了这位热血青年，苗可秀毅然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从此，两人在危机四伏的“辽东三角地带”（安奉铁路以西、南满铁路以东、黄海以北，涵盖安东、凤城、岫岩、庄河、海城、辽阳等地），率部与日伪军浴血周旋，屡建奇功。

　　黄文科介绍，丹东市档案馆珍藏的苗可秀密信共有5封，分别写于1934年12月18日，1935年2月20日、3月14日、4月5日和4月25日。记录了苗可秀在自卫军中的艰险工作、辽东惨烈的抗日战况、严峻的战争形势，以及队伍面临的物资、枪弹极度匮乏的困境。其中一封信，还详细描述了苗可秀组织在敌占城市秘密张贴抗日标语的行动细节。

　　苗可秀后来亦不幸被捕。狱中，他写下最后的嘱托：恳请王卓然收养妻儿，并为儿子取名“苗抗生”——一个承载着父亲全部信念与期望的名字。遗憾的是，这些狱中绝笔，正如王化一痛惜所言：“可惜当时未注意保存，不无遗失。”

　　如今，在凤城市中心，“苗可秀街”与“邓铁梅路”丁字相交，车水马龙间铭记着两位生死战友的不朽情谊。南山脚下，“邓铁梅 苗可秀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巍然矗立，俯瞰着他们曾誓死保卫的土地。

　　“这不仅是两条路、一座碑，更是深植在凤城人心中的精神坐标。”中共凤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水清说。

　　燎原之火

　　“低矮的茅草屋中，一名共产党员正满怀激情宣讲党的抗日主张，围坐的义勇军将士们屏息凝神，眼中闪烁着认同的光芒，攥紧的拳头透露出内心的澎湃。”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内的一幕复原场景，令人动容。

　　九一八的炮火撕裂山河，中国共产党迅速行动：从各地抽调党团员骨干奔赴前线，深入义勇军各部；选派优秀青年加入抗日洪流；广泛动员工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武装斗争；更发动社会各界募捐，组织“义勇军后援会”“慰问团”，为奋战的将士们输送物资与精神支持。

　　锦州城下，黄显声组建抗日义勇军之初，便得到了中共党员刘澜波的鼎力协助。短短两个月间，20余路抗日义勇军如燎原之火在辽西燃起；

　　在辽阳小堡，共产党人冯基平、共青团员李兆麟等挺身而出，直接参与领导当地的抗日义勇军武装；

　　建平县的热血青年高体乾拉起抗日队伍后，在党组织的引导下，迅速发展至二三百人；

　　而在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中共满洲省委原委员邹大鹏呕心沥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与思想工作……

　　正是通过各地党组织不懈的努力，到1932年3月，党的火种已在辽西、辽北、辽南、辽东的抗日义勇军各部扎根。

　　“许多义勇军主动寻找党……要求党的直接指挥。”王超指出，“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遣了200余名党团员骨干直接投身义勇军，其中近半数被派往辽宁各路义勇军中。”王超强调，“这批经过战火淬炼的骨干，不仅在当时壮大了抗日力量，更为日后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创建东北抗日联军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常遇前来开展党课教育的人群。受抗日义勇军英勇事迹启发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国歌厅”响起，激昂旋律与名录墙上的铁血名字遥相呼应。

　　这些用生命践行“起来”的先驱，让国歌成为永不褪色的民族号角。

责编：闫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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