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故居里的萧红塑像。 制图 董昌秋

　　本报记者 赵 雪

　　提要

　　哈尔滨的8月已经有了微微的凉气。呼兰河的水翻涌着灰蓝色的浪，岸边的柳树摇摆得很是自由。记者站在岸边，背包里是一本《呼兰河传》，身后就是作家萧红的故乡，也就是《呼兰河传》里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小城——呼兰。《呼兰河传》创作完成于1940年12月20日，1941年5月30日初版。它是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更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萧红生命最后岁月的这篇绝唱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奋起抗争、执笔站立在群体命运之上的不屈灵魂发出的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

　　而萧红笔下的涓涓岁月就曾无声流淌在这个小城里。

　　讲故事的人

　　从哈尔滨乘车大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呼兰，如今它已经是哈尔滨的一个区了。一路车水马龙，工业化的脚步在这里大踏步地迈进着。

　　城里有一条萧红大道，路边散落着几间店铺。正午的太阳发着白热的光，一家面馆的门口坐着一位老大爷，正嘶嘶哈哈地摇着蒲扇，屋里的墙上挂着“天道酬勤”的字幅，隔壁是一家名叫“萧萧发廊”的理发店，染着黄头发的小伙子蹲在路边卖力地抖着一条刚洗过的毛巾。

　　马路的对面就是萧红曾经的家，如今的“萧红故居”。

　　这个青砖青瓦的宅院占据了呼兰城最好的一块地方，门前还有一个巨大的广场。它被高楼围堵着，固守着一块四方的天际线。

　　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宋喜坤每年都会带学生来这里几十次，他一边很熟络地和看门的阿姨打着招呼，一边碎碎念地带着记者走进了故居旁边的萧红纪念馆。

　　纪念馆不大，上下两层，但东西装得很满，就像萧红的人生。馆里的墙上有一幅很大的萧红照片。照片上的萧红面庞清秀，目光温婉而坚定。

　　《呼兰河传》是萧红临终之前的作品，她把整个人生对故乡所有的眷恋、深情全部凝聚其中。“经过几年的沉淀，她学到了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并迅速成长起来，和之前的《生死场》相比，《呼兰河传》的文笔更成熟，内涵也更丰富。”宋喜坤说。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很像本雅明笔下“讲故事的人”——不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还包含经验。萧红的“乡愁”亦于焉而起。

　　自1934年逃离哈尔滨，萧红便踏上了“怀乡之路”。“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都曾升起在她的梦里，流淌在她的笔下。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开篇就描述了自己最熟悉的北国景象：“严冬一封锁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十字街、东二道街等，萧红都细细地描绘了一遍。她对家乡的这种熟稔也更凸显了对故乡的热爱与怀念。而在描写家里一些生活用具时，萧红用“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形容，用以寓意呼兰河人的状态——寂寞顽固，逆来顺受。

　　“《呼兰河传》里，萧红对于故乡的回忆，对故乡人民生存的描述，既有‘五四’启蒙思想的观照，也有站在本地人内部视角的认知。最重要的是，她有着对人类整体生存的认识：呼兰人的生存里，既有人的无奈、人的苟且，也有人的超拔。这是一种锐利的凝视。”宋喜坤说。

　　寂寞的后花园

　　纪念馆旁边就是萧红的家，五间青砖大瓦房，院子中间是萧红洁白的雕塑。很想看一看萧红家的后花园，那个属于萧红梦一样的地方。

　　在《呼兰河传》里，故乡的后花园承载着萧红最美好的记忆。“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如今的后花园也是新鲜漂亮的，路铺得很平整，院子里种满了柿子和豆角，一棵高大的榆树上系着一根祈福的红布条，在风里飘荡。在萧红的笔下，后花园是美好的，但也是寂寞的。父母的冷漠带给她一个苦难的童年，唯一给她慰藉的只有祖父。而在萧红19岁那年，祖父去世了。

　　祖父下葬的那天，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的时候。萧红失去了与家乡最后的羁绊，至此开始了寂寞的一生。

　　很多人说，在所有描述萧红的文章中，作家茅盾为《呼兰河传》写的那篇序是最贴近萧红人生的。“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 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 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地寂寞。”

　　香港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的3号2楼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阳台很宽阔，有很温暖的阳光。如今门牌号还在，但楼已重建了。3号的一楼是装饰成红色的“野火”酒吧。

　　萧红在这里完成了《呼兰河传》。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这个孤独寂寞的灵魂，在寄居异乡的生命后期，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在《呼兰河传》里，有愉悦、欢喜，有悲悯、批判，有纯净、复杂，有眷恋和审视，有优美和肮脏，更有刹那和永恒。“《呼兰河传》开始，萧红更多开始回归乡土，回归人性。”宋喜坤说。记忆中那座东北小城的风土人情与思想文化，在多年沉淀之后，萧红重新擦亮了蕴含其中的乡土生活哲学与民族精神，这也是萧红在生命的最后与故乡的和解。

　　如今在这个后花园里依然飞着许多蝴蝶，而属于这里的蝴蝶会永远属于这里。

　　再谈“生与死”

　　对生和死的思考曾贯穿在《生死场》中，也同样贯穿在《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中，萧红依然在写各种生死，但她似乎能以更平静的方式去理解。可以说，在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人生的磨难之后，萧红的生死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生死场》里，人们是蝼蚁般的生死，是混沌的存在，是作为人，作为物质层面的生和死。而在《呼兰河传》里面，人的生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做的。”《呼兰河传》里的萧红对人的生死有同情，有悲悯，更有彻悟。

　　《呼兰河传》里也依然在写底层女性的悲苦，写到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要逃命似的狂喊。”写投了河的女人，被打捞上来的时候，“也不赶快的埋，也不赶快的葬，摆在那里一两天，让大家围着观看。”“但和之前的描写女性形象不同，《呼兰河传》里的女性开始有了反抗意识。比如那个逃跑的胡家大孙媳妇。”宋喜坤说。此时的萧红也许不会再回过头去写《生死场》类的小说。“她的思想在深化，她开始探讨中国人为什么挨打，并寻求解决的出路。”

　　《呼兰河传》开始更多挖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内部原因，因而显得更加深沉。那些“决绝的批判”更像“深情的呼唤”，对意识觉醒的呼唤，对抗争精神的呼唤。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对国民的批判，对劳苦大众的描写，抑或作品中作家自己的影子，都能看出鲁迅对萧红文学创作之路的影响之深。鲁迅所倡导的“启蒙主义”正是指引萧红一生的文学灯塔。“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背负悲凉的萧红，在鲁迅精神的指引下，努力追逐着朝阳。

　　电影《黄金时代》里有一句鲁迅的台词：说到幸福，只得面向过去，或者面向除了坟墓以外，毫无任何希望的将来，每个战士都是如此，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也许萧红正是这样一名战士。

　　呼兰河边的霞光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红彤彤的了，一会金洞洞的了，一会半紫半黄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曾这样描写家乡的霞光。

　　呼兰河边也的确有很美的火烧云。那落日的余光像拖着火苗的尾巴，在云层上轻轻拂过，与仰望天空的人目光交织在一起，如梦如幻。

　　这云，也经常出现在萧红的梦里。

　　1942年1月22日上午11点，萧红病逝于香港半山区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红十字临时救护站，终年31岁，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的一生一直坚持着东北救亡作家的立场。”在宋喜坤眼中，这不仅与她起步于《生死场》有关，与她的抗战胜利期盼有关，更与她身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有关。“以萧红、萧军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作家，就是用这样饱蘸血泪的笔讨伐着侵略者。他们是开启抗日文学大幕的重要力量，也是激发民族潜力的第一批战斗者。”

　　于是，“九一八”那场灾难不但没有毁灭我们，反而真正塑造了我们。

　　香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围墙外的城西公园中，有很多高大的树木，而在某棵巨树的身下，就静卧着萧红的那身尘泥。

　　1931年11月4日，江桥抗战爆发，这一天，萧红“穿着一件兰士林布大衫，空着手坐着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家乡的星河。故乡西去的迟迟的云是忧人的，那呼兰河边斑斓的霞光曾载着悲切而悠长的呼鸣回响在萧红余生的岁月里，让她成长，让她坚强。

　　夏末的傍晚，萧红故居门前的广场开始热闹起来。阿姨们摆弄着音箱，音乐开始断断续续地传出。孩子们骑着单车呼啸而过，时光丝滑地在小城流过。如今呼兰西岗公园里也有一座萧红的墓，里面埋着萧红的一缕青丝。虽未如愿葬于恩师鲁迅的身旁，但这国泰民安的画面定会常伴她身旁。

　　我想，萧红的梦终是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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