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西南有颗璀璨的钢铁明珠——攀枝花市，这座位于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钢铁之城，已发展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钢铁、钒钛、能源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攀钢作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了享誉全国的大矿，从某种意义上说，攀枝花矿的闻名天下与东大人有莫大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组织力量对攀矿进行了深入勘察，结果表明，攀枝花矿，钒钛磁铁矿储量极其丰富，是世界上少有的巨大宝贵资源。该矿区储量近百亿吨，堪与鞍本矿区媲美。尤为可贵的是，除了铁，攀矿还有占全国储量93%的钛和58%的钒，这可成了我国的矿石“大宝藏”。利用此类矿，高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很高，前者可达35%，后者可达20%。但是，在高炉冶炼中，高钛渣过黏，造成堵塞，成为冶炼技术一大难题。国外研究一百余年，而仅限于炉渣中二氧化钛不超过15%的情况下，始能炼出合格生铁。20世纪50 年代，国内有些院所也开展研究试验工作。业内人士戏称，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冶炼是块“硬骨头”， “啃不动”。宝藏如何获得充分的开采和利用成为一道难解的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已重点建成的承德钢铁厂，也因冶炼技术不过关，于1961年被迫停产。如何恢复生产，成了燃眉之急。利用攀矿建设西南钢铁基地，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1962年12月，冶金部正式下达文件，委托东工为负责单位，在拥有近似矿的承德地区开展钒钛磁铁矿冶炼特性的研究工作，并指定先进行实验室研究。大家不顾辛劳，常常昼夜兼程。研究工作艰难而时有反复地进行着。

　　靳树梁

　　“国家建设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承德钒钛磁铁矿冶炼研究是国家急需，我们炼铁工作者责无旁贷”。东工炼铁教研室在炼铁专家靳树梁院长带领下，经过充分讨论酝酿，一致认为研究这一课题对炼铁工作者来说 “千载难逢，三生有幸”。理想和信念支撑着大家，让大家知难而上。之后，组成科研组，迅速制定出研究方案和计划，分含钛炉渣粘度、含钛炉渣脱硫能力、烧结 、炉外脱硫四部分进行。

　　1963年3月，开始主攻技术难关——脱硫问题。科研组测定了承德钢铁厂实际炉渣和合成钛渣的粘度、熔化性，绘制了不同碱度下的粘度-温度曲线，选用马鞍山铁厂2号高炉冶炼钒铁的炉渣作为标准渣，研究了承德实际炉渣和合成钛渣的脱硫性能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等。试验中发现，冶炼含钛的矿石不同于冶炼普通矿石。因为普通矿石渣中通常含氧化钙达45%～50%，提高碱度将增加渣中氧化钙，致使炉渣难熔；而钒钛矿石渣中含有大量二氧化钛，氧化钙的含量只有25%～30%。因此，即使是为了提高脱硫能力而适当提高碱度，也不会产生炉渣难熔问题。

　　实践出真知，大家求实创新，一丝不苟，精心探索着其中的规律性，突破了国外百余年来形成的传统技术方案——“酸性渣低炉温”操作及其依据。持续奋战至该年国庆节前夕，最终提出了“高碱度、较高炉温、烧结矿”冶炼钒钛铁矿的新方案。以实际成果，献给了伟大祖国。

　　1964年3月，冶金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高炉冶炼”这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交给东北工学院承担。

　　东工科技人员在攀枝花钢厂

　　1964年12月，东北工学院的科研队伍出征了。利用承钢自产钒铁精矿和钛铁精矿经配矿后生产烧结矿，模拟攀枝花矿的炉渣成分探索冶炼规律。要攻克这一世界级技术禁区，非有技术过硬、作风顽强的队伍不可。试验要在高100米左右的高炉上进行，师生们不怕苦，不怕累，炉子不顺时，就在睡梦中闻令而起，抡8磅大锤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改进、完善、再改进、再完善……经过反复的改进，终于开发并完善了向炉缸内喷射氧化物质的技术，解决了钒钛铁矿冶炼中炉缸堆积这一世界性难题，开创了钒钛铁矿冶炼的新局面。

　　东大人潜心科研，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解决了攀枝花矿的难题，取得了钢铁冶炼工作的巨大突破。1970年7月1日，攀钢1号高炉出铁，“攀枝花高炉冶炼大战役”取得全胜。

　　1979年，东北工学院炼铁、冶金物化、选矿、分析化学、地质等教研室和中心化验室与攀枝花钢铁研究院等五个单位承担的“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高炉冶炼新技术”研究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一次“科研战役”，就这样将一座矿山变成了一座城市。攀枝花逐渐成为了渡口市的代名词。1986年，国家决定渡口市改名攀枝花市。从某种意义上说，渡口市改名攀枝花市就是对东大人潜心研究、锐意创新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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