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广场上，参观者在烈士英名墙前驻足。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护卫烈士遗骸回国。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画出心中英雄的模样。李 浩 摄

　　接英雄回家。 本报记者 徐丹伟 摄

　　沈阳市民冒雨迎接抗美援朝烈士遗骸回家。

　　铁血今犹在，英雄已归来。 本报记者 徐丹伟 摄

　　英雄归来留言墙。

　　志愿军烈士后代扫墓。

　　抗美援朝老战士迎接战友回家。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沈飞公司向抗美援朝烈士敬献花圈。李 浩 摄

　　本报记者 张 颖

　　6月，记者来到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草木葱茏、松柏苍翠，感受到强烈的庄重肃穆的氛围感。陵园正门两侧的“1950”和“1953”巨型数字提醒着参观者，它所讲述故事的时间跨度。

　　走过纪念碑和纪念广场，穿过烈士墓区，记者来到了下沉式纪念广场，烈士英名墙所在处。长130多米的英名墙上，镌刻着17万余位英烈的名字，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等，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

　　远远望去，英名墙就像一幅展开的黑色卷轴。17万余位英烈的名字凝聚着五湖四海的思念，延续着世人对英烈的崇敬，承载着后人对先人的怀念。

　　为19万烈士镌刻下174407个名字

　　2014年，国家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下沉式纪念广场修建了抗美援朝烈士英名墙，准备将197653人的名字镌刻于墙上，但其中有23246位重名的烈士，实际上当年刻下的名字只有174407个，后经过整理核实，增补、修改后的烈士名录仍在加长。

　　烫金的字体在黑色大理石墙上熠熠生辉，以“丁”姓开头，记者从上往下默默地念着：“丁有才”“丁有民”“丁有石”“丁友全”。看着这样的名，不禁让人猜测，是否像影视作品中展现的那样，一家兄弟几人同上战场，又同时牺牲在异国他乡？若真是如此，他们家中的父母该是何等的悲痛欲绝！197653这个数字和每一位英烈的名字历历在目。我们一个一个地看，默念他们的名字，想着每一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英名墙上的名字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关部门会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核实情况对烈士名字进行增补和订正。修建这座烈士英名墙彰显了国家给予烈士的名誉地位，体现了对烈士的敬仰。没有烈士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国家和人民从未忘记这些英雄。

　　那么补刻或者修改烈士英名需要经过几道程序呢？首先，烈士家属报备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其次，要上报所在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接下来，退役军人事务部审核认定并出具补刻通知书，逐级下达至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最后，经过层层核实，烈士陵园落实补刻工作。

　　伴着徐徐凉风，记者走到烈士英名墙的尾端。在这里记者看到金色字体镌刻着：2016年12月经整理核实，新增马显叶、王兴泉、王佐卿、车进新等32位烈士英名。修改七位烈士英名：王坡改为王波、杜寅戍改为杜寅戌、李培瑛改为李培英、吴跃忠改为吴耀忠、姜风先改为姜凤先、覃明杰改为覃铭杰、张文启改为张文起。

　　每年清明节扫墓者多达万人

　　自2014年烈士英名墙建成后，这里已经成为人们凭吊先烈、寄托哀思之地。每年清明是祭奠的高峰，每天也有很多市民拿着鲜花到这里缅怀先烈，很多志愿军烈士的后代不知道亲人的安葬地，也会到这里来祭奠。

　　2023年清明前夕，从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的老家跋涉千里来到沈阳的陈六街和陈寿玉父子沿着环形的烈士英名墙一点点地寻找着，只为找到“陈福平”这三个字。

　　陈福平是陈六街的父亲，父亲离家时陈六街还不到2岁。今年已经76岁的陈六街坐在轮椅上，不远千里来到这里祭奠，只为再看一眼阔别已久的亲人。望着父亲的名字“陈福平”三个字，老人不禁潸然泪下。

　　每年清明前夕，陵园接待中心的电话就从早响到晚。前几年受疫情影响，陵园的工作人员还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网络云祭扫的形式，给烈士扫墓、献花，并将祭扫过程通过网络直播给烈士亲属。

　　有一次陵园特意统计了清明节一天能接多少个电话，工作人员用写“正”字的方法作统计，到下班时接听量加在一起，总数是203个。

　　对于工作人员接电话，陵园有着严格的要求。“每个电话都必须认真记录，对方提出的要求无论满足与否，务必反馈。”之所以有这么严格的要求，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接个电话只要三五分钟，但对很多想要寻亲的烈士家属而言，很可能是最后一丝希望。

　　19万余英烈的名字，也是志愿军烈士的精神象征。85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力平说，虽然刻在英名墙上的名字大部分都不认识，但一定都是共同战斗过的兄弟，每年清明节他都要到陵园为他们祭扫。

　　为志愿军先烈扫墓已经成为沈阳这座城市的传统，每年清明节前后，沈阳市民都会自发前往祭奠。自1951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落成，每年从3月下旬直至4月末，每日扫墓者多达万人，最高峰时可达到2万人次。自发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扫墓，这一传统70多年从未间断，这说明老百姓敬仰烈士，感谢烈士；没有志愿军将士的牺牲，今天的和平安宁从何谈起？

　　华灯初上，烈士陵园外的广场上，伴随着广场舞的音乐声，老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身体随着音乐摆动，不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样的场景，不禁让记者想起《谁是最可爱的人》中，那名志愿军战士的话：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

　　眼前的一切，不正是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吗？先烈若有知，泉下当含笑。他们盼望的幸福，已经实现；他们守护的祖国，山河无恙！

　　从2014年起913位在韩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

　　迎接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喊“爸爸”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参观。

　　本报记者 张 颖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是烈士为国捐躯时抱有的豪迈气概。当他们牺牲、埋葬在异国他乡，祖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的后代没有忘记，希望他们落叶归根、魂归故里是人们70余年未变的长久期盼。

　　73年前，朝鲜战场上，19.7余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血染疆场。他们中只有少数志愿军遗骸回到祖国安葬，多数则被安葬在朝鲜。韩国境内也有部分阵亡的志愿军英烈。2013年，志愿军烈士回家之路得以重启，中韩两国达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中国的协定。2014年3月28日，437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归国，这是首批在韩志愿军烈士回归国土。2014年至2022年，9年间9批共913名烈士遗骸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回到祖国的怀抱。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宣传科科长王春婕连续9年参与9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工作，她看到托举棺椁的礼兵整齐划一地走到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前，看到鲐背之年的志愿军老战士在现场潸然泪下，看到志愿军烈士后代深情地呼喊……

　　2014年3月28日，第一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乘坐专机抵达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时，王春婕和同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就像家里人一样，在等着他们回来。第一批烈士遗骸回来的时候，很多志愿军后代都到现场了，在车队快要进入陵园的路口，迎接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喊着‘爸爸，爸爸’，听到后很感动，心里也很难受。”王春婕回忆。

　　王春婕看着礼兵托举着志愿军烈士的棺椁，觉得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之后礼兵将棺椁送到陵园地宫的临时存放处。每次仪式现场都有很多人，但却很安静。“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回归仪式承载着巨大的使命感。”王春婕说。

　　2020年9月27日，第七批117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这次的回家仪式也很有意义。首先，运送烈士回家的运-20专机是首次执行运送烈士遗骸任务。其次，这次首次加入过水门仪式，用民航界的最高礼仪迎接英雄回家，寓意着接风洗尘。

　　2022年9月16日，第九批88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回来的时候，王春婕感受到沈阳市民对烈士回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都高了许多。青年大街沿线纷纷点亮“英雄回家”电子屏，沈阳市民在路边挥舞着五星红旗和花束向志愿军烈士致敬。王春婕记得那天下着雨，但大家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门口摆满了群众祭奠的鲜花。留言板上也写满了心声：“铁血今犹在，英雄已归来！”“万千少年郎，昂首跨大江。一别七十载，怎敢有人忘！”“跨越山河，英雄永被铭记！”

　　王春婕的手机里还保存着第二天市民自发到陵园祭拜的视频。那天是周末，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烈士陵园，站在广场上进行悼念。王春婕和同事们看到这个情况，临时决定组织入园祭奠的市民开展两次祭奠仪式，包括奏唱国歌、默哀、向烈士三鞠躬等。在默哀环节，王春婕隐隐听到身后传来啜泣声，懵懂的孩子们深深低下头，这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从2014年至2022年9月第九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9年的时间了，说起来参加第一批烈士遗骸回国活动的孩子如今也该长成少年了吧。他们心中对英雄和烈士的理解一定与别人不同。”王春婕感慨地说。

　　通过印章确认烈士英名

　　本报记者 张 颖

　　每次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前，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相关工作人员都会做好准备工作，包括操作台防危防腐、整理设备消毒等。遗物入库后要进行全面的消毒和消杀，还要定期到库房查看和清理浮尘。接下来就是另一项重要工作，对回国遗骸随附的烈士遗物进行整理和登记造册。工作人员怀着崇敬之心，为烈士的遗物量尺寸、拍照、登记造册，建立电子化档案。

　　志愿军烈士的遗物是还原他们身份最有力的物证。我们都知道，当年朝鲜战场上的战斗非常惨烈，许多战士牺牲后只能找个安全的地方就地掩埋。时隔70余年，仅凭没有任何标记的骸骨，怎么能确定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呢？被确认身份的烈士又是如何认定的？

　　首先，确认骸骨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步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目前已达成共识的具有代表性的鉴别物品有：纽扣，四个扣眼的纽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制服上特有的标志；鞋底，志愿军军鞋鞋底的汉字和特殊花纹；军用铁锹的手柄，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的铁锹是木质手柄。

　　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有一些扭曲的水壶，这是战士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还有一些带孔的头盔，这是战斗时留下的印记。在第七批归国的志愿军遗物中有一个刻着“吴雄奎”名字的印章，由此确定烈士姓名和身份。通过查找战史和军史档案，最终确认他生前是一名侦察兵。同时，在他的遗物中还有一个手电筒，因此推测是他执行侦察任务时的工具。

　　还有的烈士贴身衣物中珍藏着纪念章，比如抗美援朝纪念勋章、人民胜利徽章、毛主席像章等；志愿军随身携带的军需用品也是甄别方式之一，比如军装肩带、手电筒、制式水壶，都是志愿军专用的。当然也有些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个人用品，比如钢笔、印章、皮带扣，这些遗物也隐藏着确定英烈身份的关键线索。

　　确定了志愿军的身份，接下来更难的事就是确认烈士的名字了。9批913名回国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只有30多名身份得到确认，余下的都是无名烈士。而这些身份得到确认的绝大部分又是因为在他们的贴身遗物中找到了刻有名字的印章。

　　哪些志愿军战士会随身带着印章呢？王春婕解释有些志愿军战士不会写字，上了战场要给家人写信，这部分人在离家前就提前刻好印章随身带着。让别人代写家信后，再按上自己的印章。还有些从事文书或者通信工作的志愿军战士也会配有印章，这些人的印章被发现后不仅确定了烈士身份，也有助于确认他的兵种和职务。

　　一枚四四方方的印章静静地陈列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的展柜里，在射灯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这是2014年接收在韩志愿军遗骸时交接的赵国巍烈士遗物。

　　2019年4月3日，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交接时，许玉忠烈士的遗物中有一枚印章、一粒纽扣和一面圆镜。在这些遗物的助力下，许玉忠烈士在牺牲68年之后与河北省沧县赵官村的家人们“团聚”。许玉忠烈士，生前为第60军181师543团副班长，于1951年牺牲。

　　2021年确定身份的4位烈士中，展志忠、林水实、吴雄奎就是带有印章的烈士，均属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军73师218团。

　　可喜的是，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科技手段不断突破，在社会各界和党史、军史、法医、地方志等专业研究机构的通力协作下，在第七、第八和第九批归国志愿军英烈中，终于实现了“烈士无名变有名”的愿望。目前随着9批在韩志愿军遗骸回国的遗物共有9000多件，其中以30余枚印章为线索，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DNA检测等方式，最终确认了10位烈士的身份，并且帮助他们找到了亲人。确定的烈士英名，也迅速地被镌刻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英烈墙上。

　　王春婕在烈士陵园工作至今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无数烈士家属坚持寻找亲人这份执着让她感动，她希望通过在工作中献出的这份微薄之力，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心愿。因此，在整理烈士遗骸和遗物时她保持着谨小慎微的态度，不漏掉任何一点的线索，更细致地挖掘烈士遗物背后的故事。

　　目前回国的很多烈士仍是“无名”状态，社会各界希望通过整理志愿军烈士的遗物发现更多的线索，还原他们的身份并找到他们的亲人。

　　历史档案

　　1986年，最早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突破“三八线”，占领了汉城，随后的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均在北纬37°线附近作战。停战后，双方都在非军事区搜寻战争期间留下的军人遗体。1954年9月，“联合国军”送还志愿军遗体约1万具。1981年至1997年，韩国经朝鲜向中国归还43具志愿军烈士遗骸。

　　1986年驻“联合国军”方面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这具遗骸是在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的。同时出土的部分遗物有图章三枚，其中两枚骨质，均刻有楷书体“蒋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质，刻有篆书体“孙敬夏”三字。哨子两个，一个为电木质，标有“上海制造”字样，另一枚为铁质，有“ GHYKYAN” 字样。铁卷尺一条，有“中商出品”字样的药瓶一个，有“四野卫” 字样，并有五星图案。另有武装带、 铜纽扣、钥匙环等，计5件。

　　从遗物分析，可以肯定埋葬的是志愿军烈士。于是，“联合国军”方面便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位于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1989年11月18日，朝鲜人民军某部队在位于铁原以南30朝里的检寺里施工时，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并有随葬物品。这些物品有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共22张，票面总额为18.5万元，另有抗美援朝纪念章两枚，临时介绍信一封。这些物品用油布层层包裹，放在遗骨旁。11月22日，在开城市举行隆重安葬仪式，将遗骨安葬在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其随葬物品由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转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历时30年建起烈士数据库

　　浏览抗美援朝纪念馆官网，右上方的“烈士名单查询”目录中收录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18万多位烈士的信息。这是一个庞大的、详细的数据库，里面包括牺牲烈士的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月以及所属部队等。

　　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三部主任高阳持续更新、完善着数据库中的信息和数目。“数据库20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但里面的信息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核实和更正。有的烈士信息不全，随着这些年史料信息的完善，我们就会补全烈士信息，方便后代寻找。有的烈士名字重复录入或者写错了的，我们通过查询军史和战史等相关信息，确实写错了就会订正过来。”高阳拿着办公桌上的几张打印纸指给记者看，最近这次整理，又发现了100多处需要修改。

　　看着她办公桌上摞了半尺高的书籍和资料，记者感知到这是一件抽丝剥茧的细致活。作为全国唯一的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史的专题纪念馆，这个庞大数据库的建立离不开几代纪念馆人默默的奉献。

　　抗美援朝纪念馆原副馆长尹继波当年参与了数据征集和录入的大部分工作。

　　他说，1993年新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开馆之后，大家都意识到缺少有关抗美援朝烈士数目的统一信息。1995年5月，抗美援朝纪念馆尝试整理抗美援朝牺牲英烈名录。1999年寻找烈士名单的计划正式开始。当时专门派工作人员去北京民政部烈士数据库统计出抗美援朝烈士数目是17万多。

　　但是，有关烈士的具体信息不详细。于是就派一名叫詹琪的同志去全国各地收集烈士信息。刚开始是给各地民政部门发函，但是收效不明显。没办法就只能全国各地跑，走遍全国全力调查、收集、核实整理，最终核实出有名有姓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名单183108人。

　　耗时6年多，到2006年才收集到这份烈士名单，虽然在当时并不是官方数字，仅是一个学术数字，但与后来国家公布的权威数字197653，仅相差1.4万余人。

　　看着这些收集来的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印章的信件，参与者觉得终于可以对长眠地下的英烈有个交代了。据说这些数据打印出来得有上万张纸。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责编：李明
审核：徐晓敬